中國目前正在按照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框架，對國有企業進行重大改革。改革的決心是：“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中國將國有企業視為其經濟的核心，這是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私有制市場經濟”區分開來的關鍵的結構性特征。
中國經濟體系的增速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有30多年，有鑒于此，我們應當探討：中國的國企與其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之間有怎樣的聯系？為什么“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產生了更佳的經濟表現？引發國企改革的具體問題是什么？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指明應該如何改革。
一、國有企業的明確優勢
在微觀和宏觀經濟領域，國有企業都給予了中國明確的優勢。第一項微觀經濟上的優勢是，國有企業的主要業主是政府，無須向私人股東支付大量股息。股息在西方經濟中占很大比重——大約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在西方會被支付給私人股東的股息，在中國則可以通過國有企業進行投資。西方私人股東將部分股息用于消費，國有企業則提高了整個經濟體的投資水平。由于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這提升了中國經濟的表現。
國有企業的第二項微觀經濟優勢是，國家以及國家支持的公司，可比私人公司以更低的利率借款，因為它們的風險較小。
國有企業在宏觀經濟方面的優勢，甚至比微觀經濟方面的更大。在私人經濟中，沒有自動機制能確保將公司利潤——技術上講是儲蓄的一種形式——轉移到生產性投資中去。凱恩斯的比喻很有名：“個人于今日決定儲蓄時，只表示他決定今日少進一餐，他不一定同時決定把今日所省下的錢，留待一周以后進餐之用。”
私企不將儲蓄用于投資，不只是具有理論上的可能性，實踐上也正是這樣運作的。導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機制是，美國公司并沒有將全部的利潤進行投資。美國公司的經營性盈余已大幅上升，從1980年占國內總收入（GDI）的20%上漲到2013年的26%，同時美國私人固定投資從1979年占GDI的19%下降到2013年的占15%。盡管利潤上升，但投資下降了，導致經濟增長放緩，最終引發金融危機。美國企業不斷把現金堆成“金山銀山”，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著。2013年年中，美國非金融公司持有的現金達15000億美元。
正如世界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集團的主席拉里·芬克所說：“越來越多的企業領導人對那些可向股東提供即時回報的行為做出了響應……而在創新、熟練工和維持長期增長所必需的資本支出等方面投資不足。”美國政府可以呼吁人們更多地投資，但沒有什么現行機制來促使私人公司這么做。
相反，中國國企的國有屬性意味著，它們可以在需要時被導向投資。這是中國投資水平遠遠高于美國的一個關鍵原因。根據最新的可供國際比較的數據，2013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5.9%投入了固定投資，美國只有18.9%。
中國直接通過控制國有部門投資的能力，還創造出比西方經濟體更強大的對抗危機的宏觀管理工具。《華爾街日報》指出：“大多數經濟體可以拉動兩根杠桿來支撐增長：財政和貨幣。中國則有第三個選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可以加快投資的流動。”
這種通過國有部門設定投資水平的能力，是中國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表現遠勝美國的關鍵原因。從2007至201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9.9%，而美國僅為8.2%——中國的經濟增長幾乎是美國的10倍。
二、國企改革要解決哪些問題
如果國有企業總體上給了中國巨大的優勢，那么新的改革又旨在解決什么問題？問題是有不少，但要把它們置于基本的經濟語境下才能充分理解。
中國過去認為國有企業不光具有經濟效益，還有社會功能。國有企業提供的不僅是就業，還有社會保障，如住房和醫療保障等。這樣做會造成兩個結果：首先，提供此類服務增加了國有企業的成本——削弱或消除了它們借貸成本較低、較少向私人股東支付股息的優勢。其次，有效的管理需要專業化和專注工作。公司管理人員需要集中精力讓企業高效運轉，而那些提供社會保障的企業也需要專注于提供社會保障。試圖同時兼顧，不可避免地導致無法最有效率地完成任何一件事。國有企業應通過繳稅來提供社會保障，而不是直接管理。因而有必要把這一舊制度的殘余淘汰掉。
在改革中要確保主要資產劃在上市公司名下，借助這一手段，可以按純粹的經濟功能劃清國有企業的邊界，并執行財務紀律。在近期對一家主要的國有企業——上海電氣集團的重組中，就遵循了這一原則，資產從未上市的母公司轉移到了上市子公司。
競爭也能有力地刺激經濟效率的提升，但必須從經濟全球化、而非單純國內的角度去理解它。這是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另一個特點。先舉一個例子，中國之前有兩家國有鐵路機車企業——中國北車和中國南車。理論界曾認為它們的競爭會刺激效率的提高。但在現實中，尤其是在高速列車的全球競爭方面，中國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國際化的。即使兩家公司合并，其323億美元的營業額也遠遠落后于世界領先的西門子，它的營業額達到了965億美元。而且，中國制造商還面臨著日本子彈頭列車和加拿大龐巴迪的競爭。因此，從全球而非國內的視角去理解競爭，中國正確地合并了兩家企業。
這還涉及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問題。全球數據清楚地表明大企業比小公司有更高的生產率。大企業在美國發揮了更大的作用，這是美國的生產力優于競爭對手的一個關鍵原因。美國就業人口的45%是在員工數量超過250名的公司內，相比之下歐盟只有33%。
但是中國有10萬家以上國有企業，它們需要整合。在目前人們所討論的提議中，規模最大的方案是將112家中央所屬國有企業合并成30-50家，這是正確的方向。這應該是中國更廣泛的公司合并的一部分。舉個例子，中國有十余家主要汽車制造商，比起美國的三家，它們沒什么競爭力。
這樣一來，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壟斷。競爭刺激效率的提升，但在一些領域根本無法操作——通常是因為投資成本高得無法想象，不可能引入競爭體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競爭性的電網或地鐵系統。面對自然壟斷，最不需要的就是“市場解決方案”。壟斷者的市場行為已得到了充分的認識——價格過高，質量低劣。自然壟斷需要一個“反市場的解決方案”——維持國家所有，施加嚴格的管理，克服其采取市場行為的傾向。因此，有必要培養一批訓練有素、堅韌頑強的國企管理者。
反腐敗斗爭是其中一個方面。2014年，70名國企高管接受反腐敗調查，2015年仍繼續開展了此類調查。但在反腐敗的同時，必須為高效率的國企管理者建立一套整體機制。
鄧小平指出，在中國目前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嚴格來說，管理人員是高技能工人。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絕大多數大公司都是由經理而不是“企業主”——公司的擁有者來管理的。這些經理人享有高薪的原因是，他們的工作需要超乎常人的技巧——所做的決定可能涉及數十億美元。新加坡的機制最符合“按勞分配”。經理人獲得高薪，但受制于透明度，并受到像工人一樣的對待——他們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雇。因為新加坡擁有世界上最精熟和反腐敗的管理機制，這樣做符合經濟原則。然而，這種國企經理應獲高薪的觀點，目前在中國并不受歡迎。
摘自《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